某天，计算机科学家基弗·塔利（Gever Tulley）在一位朋友家吃早餐。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耍着一根长棍子从房间里走出来，然后塔利的朋友熟练的喝止了这一幕。

不消说，塔利的这位朋友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玩这么危险的东西，在这件事上，东西方的家长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塔利回到家后，一直在琢磨那孩子委屈的放下棍子的画面，总觉得不对劲：大人们不让孩子舞枪弄棍的理由，真的合适吗？一根棍子，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在大人的世界里，那只是一根棍子，但对孩子来说，它可能是一根魔杖，一个望远镜，一把吉他，一个大铅笔，一根小提琴弓甚至是一匹马。

在棍子事件的启发下，塔利在2005年创办了“修补学校”（Tinkering School），准确的说，这是一所有夏令营性质的特殊学校——孩子们最短可以只用一周的时间，来体验那种把“棍子们”紧紧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

“修补学校”总共只有30多个孩子（年龄在6-15岁之间）和5位老师，学校没有教材，不安排任何考试，校园里只有一大堆木头、钉子、绳子、轮子等各种生活工具。

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们所主要接触到的，恰恰是那些家长们普遍认为很危险的工具，老师们的任务，也并不是教授任何具体的课程（连那种你能想到的启发式的创新式的课程也没有），而是在信任的前提下指引孩子，如何做到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的使用这些工具。

塔利如此形容“修补学校”的责任：

“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提供的首先是时间，在他们超负荷的生活中，自由的时间是一种奢侈。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在离开的时候能意识到自己比之前更会制作东西了，而且这件事完全是靠一种玩耍的方式来实现的。”

塔利的这帮学生能玩到什么程度？比如动手制作一艘木船，让学生自己划到对岸去接同伴来上学；比如建造一个木屋，这个木屋将成为下一批学生的新教室；比如干脆搭建一个迷宫，然后学生家长们会被邀请到学校来完成挑战……

如你所见，这可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手工劳动，这些“项目”本身都有十足的难度，也因此，绝大部分的时间，学生们都沉浸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中。

用塔利自己的话说，这所学校最壮观的事情，就是校园里那些此起彼伏的“失败”。

几乎很少有学校能给学生提供如此丰富的“失败”机会，而这件事的根源，是学生们被赋予了责任——就像塔利的那位朋友终于同意让孩子耍棍子一样。

因为被赋予了责任，学生们才有机会自己去尝试，在尝试中碰壁，转向，再碰壁，把这个过程重复许多次，这才是一个孩子能力得以成长的真正路径。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孩子们会大量使用到真实世界中的工具，这样做真的安全吗？

在塔利看来，一个孩子的安全不是仅仅靠成人的保护（包括各种口头警告）就能实现的，事实上恰恰是这种保护，切断了孩子认识和学习这些工具的机会，比如一个对火完全不了解的孩子，反而更可能酿成灾祸。

塔利举了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他们这一生能接触到的第一件具有危险属性的工具，是刀。然而如果你观察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那里的孩子刚刚学会走路就拿起了刀，因为大人会教孩子如何用刀去切开刚刚捕获的鲸鱼的脂肪，所以因纽特人的孩子在很小就拥有了工具意识，他们知道刀能够帮助到自己，而对大人来说，他们只需要告诉孩子，刀尖和刀刃是锋利的，是不可以冲着人的。

从这个极端的例子，其实也可以引出一个反直觉的事实：那些在家长们看来，会发生割伤、抓伤、擦伤甚至骨折的活动，对孩子恰恰是更有益的和更安全的。

有研究表明，在这些有“受伤风险”的活动中，孩子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实验，他们不但学会了工具的使用，更重要的，是理解到了人类的身体极限，从而以一个更合理的活动尺度来防止自己受到伤害。

当然塔利没有提到的另一件事，也是“修补学校”得以安全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30个学生，5个老师，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微”学校（小规模的微型的学校），合理的师生比例让老师能够照顾到每一个孩子的状况，这是他们能合力造船造房子的前提。

教育领域有一条规律，叫做“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而一个学校如果想要促进师生之间形成良好关系，通常需要具备两个特征：

1、确保校长和老师能叫得出全校所有学生的名字；

2、确保全校每个学生彼此之间都相互熟悉。

所以从关系学的角度说，像“修补学校”这样的“小微”学校，才有机会达成上述条件。如今在美国像这样的“小微”学校已经有超过1万所，办学特色包括平台游戏、博物馆联动、与商业领袖合作、社区活动、环球旅行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中国像这样的“小微”学校也在发展之中，目前全国大概有30多所，比较著名的像北京的探月、一土，成都的先锋、好奇等等，尽管这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办学资质，这些学校还是承担着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社会责任，目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一家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组建起了创新学校联盟，让中国的“小微”学校能够有协同成长的平台。

如果让中国的“小微”去和上面提到的“修补学校”去比较，其实在办学思路上是类似的。比如以成都的好奇学校为例，从2016年创办至今，现在一共只有15名年龄在12-16岁的学生，以及5位老师，从学生人数看这可比“修补学校”还要微型。

这些孩子干嘛呢？据校长池晓介绍，他们的第一个项目任务，就是用10天时间把一辆废弃的47座大巴车改造成“好奇图书馆”。你看，是不是有“修补学校”造房子的感觉了？

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任务对中国孩子来说，完成难度明显更大，许多孩子不但动手能力薄弱，甚至连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也没有兴趣学。

池晓的解决办法，首先是分拆每个人的学习任务，然后用戏剧表演、同伴讲解、陪伴阅读的方式，帮助那些学习意愿不够强的孩子逐渐跟上整个小组的节奏。

“好奇图书馆”改造工程的进度表是这样的：

第一天：开辟出一块工地里的工作区域

第二天：全体合作把整个大巴的内部拆空

第三天：研究大巴的内在结构，打通空间进行整体规划

第四天：完成切割、焊接等工作，确立大巴内部的基本格局

第五天：开始内部建设

第六天：灯光和基本设备安装

第七天：自制木地板

第八天：根据预算淘来图书馆所需的家具

第九天：进行软装设计

第十天：初步完工后的验收

在这10天的改造过程中，孩子们的学习量其实非常大，他们光是阅读，就有超过10多本科学、建筑、设计、艺术方面的书，然后还要运用数学、物理等知识做预算、画结构图、排电线、做受力分析等，最后当这个用大巴做成的图书馆真的完工，每个孩子都有一种奇妙的成就感。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小微”学校如何学习的案例，当然这种学校也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抛开办学资质、高昂的学费不说，单从教育效果而言，“小微”学校有一个与生俱来的bug，就是课程很难做到丰富，也缺乏选择性。

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就这么几十个学生，课程开多了肯定会出现大量的资源冗余，加上老师的数量也必须有限制，导致孩子们需要的课也不一定能开得出。

当然无论如何，“小微”学校的出现，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的一种集体选择，目的是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向主动学习。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微”学校勇敢的打破了传统的学校组织架构：在大幅缩减办学规模的同时，一个老师可以关照到五六个孩子每天的成长，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当然从中国的现状看，想要家长们理解接受（包括愿意花高昂的学费）这种模式的学校，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小微”学校就像开头那个孩子手里耍着的长棍子，家长们求安全求稳妥的心情也无可厚非。